毯式建筑小史

2022-09-02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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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对于「毯式建筑」这一建筑史上小有名气的建筑空间组织模式，国内早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进展，甚至也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引用和变形应用。另外，这并非西方建筑史中举足轻重的议题，和 Team 10 类似，昙花一现的「毯式建筑」尽管在上世纪面世之初获得一些建筑师的背书，但其理论成果和成功案例有限。因此，本文并未试图引介一些全新的议题概念，希望在梳理整合国内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一些新的研究资料。

国内研究

2007年，东南大学的建筑学博士生陈洁萍或许最早将「毯式建筑」引入中国，她接连在《世界建筑》和《建筑师》上分别发表了《当代毯式建筑研究》、《“小组十”、柯布西耶与毯式建筑》。前者介绍了「毯式建筑」的概念、90 年代「地形建筑」（Landform Architecture）对「毯式建筑」概念的继承，从操作策略、基质效应（Matrix）和都市效应入手研究当时出现的一些设计思潮；后者则着重阐述了「毯式建筑」的发展历程。陈洁萍最终将「毯式建筑」纳入她的有关地形学（topography）的研究，成为了《场地书写——当代建筑、城市、景观设计中扩展领域的地形学研究》（2011，东南大学出版社）一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2 年，东南大学的建筑学博士生朱渊在《建筑师》发表的《基于“地图术”理念的当代“毯式建筑”之生成特性初析》将制图学和 mapping 用于「毯式建筑」的形式分析之中。2015 年，天津大学的建筑学硕士张玥的硕士论文《当代毯式建筑的设计策略与手法研究》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提出「毯式建筑」的设计策略，从模数、拓扑几何以及行为引导模式三个角度研究当代「毯式建筑」的改进，另外分析了「毯式建筑」形成的间隙空间。紧接着，2016 年，同济大学硕士生张松岳等人就在《中外建筑》上发表了《对于毯式建筑的批判解读》，从尺度、空间关系、建筑风格等角度分析了「毯式建筑」的弊端，值得肯定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毯式建筑」在70年代后逐渐式微的原因拼图。

2018 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劲松和硕士生张玥出版了《非标准院落——当代毯式建筑“非常规院落组织”》一书，概况了当代「毯式建筑」的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学硕士邓陆洋的毕业论文《基于褶子理论的当代界域化毯式建筑设计研究》基于德勒兹的褶子理论着重强调了「毯式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外向的边界和内向的模糊，提出了褶子理论视角下界域化「毯式建筑」多层级一体化设计策略。同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硕士黄卓岚的毕业论文《高校校园毯式建筑形态的量化分析及其与学科交叉的关联性初探》则以广西大学的规划设计为例分析了高校校园的「毯式建筑」策略与学科交叉的关联。

总体来讲，国内对于「毯式建筑」的研究基本始于2007年，而直到2018年，相关的研究才勉强达到了实践的层面，与之相关的建筑师的实践研究也不多见。

国外研究

1974 年，Team 10 的成员艾莉森·史密斯（Alison Smithson）在 Architectural Design 上发表的文章《如何识别并阅读毯式建筑：主流建筑向「毯式建筑」演变进程》(How to Recognise and Read Mat-Building. Mainstream Architecture as it has Developed Towards the Mat-Building) 宣告了「毯式建筑」这一概念的面世，然而，早在这一时间之前，建筑师和传统城市早已开始具体实践「毯式建筑」的一些理念。2002 年，Hashim Sarkis 和 Pablo Allard 编辑的 Case: Le Corbusier’s Venice Hospital and the mat building revival 以柯布西耶的威尼斯医院为锚点，收录了有关「毯式建筑」和威尼斯医院的相关研究，可惜未找到在线版本而无法阅读。

Sarkis,H.,Allard, P.(Ed.).(2002). Case: Le Corbusier's Venice Hospital and the Mat Building Revival. Prestel Pub

https://www.amazon.com/Case-Corbusiers-Hospital-Building-Revival/dp/3791325388

「毯式建筑」溯源

回到艾莉森·史密斯

回到艾莉森·史密斯 1974 年发表的文章探寻「毯式建筑」最早的定义，文章的一开始提到了这样几个关键词：匿名集体 anonymous，功能 function，行动自由 freedoms of action，内部联系 interconnection，紧密关联 close-knit patterns of association，生长、减少和改造的可能性 possibilities for growth, diminution, and change。

Mat-building can be said to epitomise the anonymous collective; where the functions come to enrich the fabric, and the individual gains new freedoms of action through a new and shuffled order, based on interconnection, close-knit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and possibilities for growth, diminution, and change. (Alison Smithson, 1974)

基于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大概描绘出建筑师最早想象的「毯式建筑」的图景：它服务于一个平等的集体，要完成的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功能内部需要保持其相互的关联、联系和自由性；最后，这样的建筑还要具有未来预留发展的可能。

「毯式建筑」不仅仅意味着水平延展的形式——一个与肌理紧密关联的功能是它的核心，同时它反对道路对城市的划分；
「毯式建筑」是民主观念的产物——紫禁城因其森严的秩序和清晰的流线组织而被排除在外；
「毯式建筑」强调功能之间的潜在联系——单一功能的大型巨构，例如常规的工厂、仓库不满足要求；
「毯式建筑」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只有有活力的社会才会有让建筑空间不断地改变的需求。

Mat-building 本身是一个容易引起质疑的概念。在《Case》一书中，Timothy Hyde 认为艾莉森没有区分出「毯式建筑」是一种操作行为还是目标结果（即没有区别 Mat-building 是动名词还是名词），而这导致了此后「毯式建筑」理论的模糊。然而，在艾莉森的文章中，明确提到 Mat-building 是一种现象（phenomenon）, 并且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早于这个名词。艾莉森将其视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城市建筑形式（这来自于她对科威特古代城市的研究），自然也否认了这是一种操作行为的可能。

艾莉森认为明确的边界是「毯式建筑」的重要特征。“一些业主会被‘毯式’这个称呼吓到”，因此，在柏林自由大学——真正的「毯式建筑」——之前，类似的建筑中「毯式」的特征都被小心翼翼地模糊了起来。例如，她认为赫兹伯格的比希尔中心和阿尔多·凡艾克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都要归于一种折衷的、阿拉伯化的「毯式建筑」中，它们使用了过于繁杂的语言遮盖了「毯式建筑」的特征（针对 Team 10 同僚的批判）。而同时代美国修建的 old-style civic monuments 则是她反对的无视周边环境的建筑形式。在赞美柏林自由大学时，艾莉森多次强调这个建筑的可识别性和可读性，并且明确指出其是在历史中逐渐发展出的建筑形式。

艾莉森选取了科威特老城作为证明「毯式建筑」历史根基的证据。她发现了阿拉伯人城市和罗马城市一个重要的区别——阿拉伯人的城市居于沙漠之中，因此城市有着极为明确的边界。与此同时，阿拉伯城市有几个特征：非纪念碑（non-monumental）、连接性（connectedness）、自发性（spontaneous）、自交换性（interchangeability）、细胞结构（cell-structure）……也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科威特老城可以依旧容纳下新时代产生的各种功能——例如市政厅、大学。

科威特老城在1760、1804和1920年的城墙布局；艾莉森夫妇分析的科威特老城肌理及设计；老城鸟瞰；艾莉森夫妇设计的单体建筑结构和「毯式建筑」

艾莉森认为，当代之所以需要建造「毯式建筑」的空间体系，是因为：

社会结构日渐复杂。简单的空间结构不能承载复杂的建筑功能，将会有很多东西逾越分类学构建的边界；
复杂体系必须引入清晰的秩序。大尺度的总体规划才能容许功能的有序排布
必须抛弃纪念性和符号。在二战后的欧洲，纪念碑代表的权威依然引发人们心中对极权的恐惧；
时间维度。这套体系可以被灵活改造，在经济性、可达性和灵活性上都有巨大的优势；
开放性和边界。这套体系对内部的小体系和周边环境都开放，但同时，它必须聚集活动而具有明确的特征和边界。

我们不能忘记艾莉森之所以提出「毯式建筑」，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反对现代主义的高度理性和功能化的空间组织，鼓励城市中多样性、情感和个体选择的存在。最终，这种反对以 CIAM 上的叛逆收场。艾莉森构建了两个维度的设计策略：在城市尺度下，她支持 George Candilis, Alexis Josic, Shadrach Woods 提出的模仿植物的总体策略方向：Stem 和 Cluster 将会提供一个紧凑的、高度规律的结构，并且有未来生长的可能；而在具体的建筑尺度，柏林自由大学为模板的紧凑交叉的功能平面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古代营造

细究起来，早在现代建筑来临之前，「毯式建筑」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早已流行在人类的空间营造之中。某种程度上，「毯式建筑」很大一部分历史正存在于那些可以被称作「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的建筑。一些因其功能的不断演变以及建造技术和规划理念的限制而不得不水平延展、逐渐改造的城市本身，就足以被称为一个「毯式建筑」的杰作。

中国古代城市，使用城墙作为明确边界限制城市范围，将复杂的城市功能在城墙内部集中解决的做法就相当类似「毯式建筑」的操作，而在紧凑的城市空间中，功能的更替带来的空间的局部改动，固然有其单体建筑更迭操作的意义之事实，然而，也无法忽视其和城市整体的统一连续，以及机缘巧合下预留的可改造性。在佛教入中国后，千年之间众多权贵宅第的建筑组团经简单改造后成为具有公共意义的寺庙，例如北朝成书的《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载了 凝云寺 乃「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即汉太上王庙处。迁京之初，璨创居此里。值母亡，舍以为寺」，经历了从汉太上王庙，到贾璨的住宅，再到寺庙的演变。这与宅第与寺庙的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这种空间序列从住宅而始，通过城市空间不断的翻新更迭，蔓延了到外来的宗教空间（佛教、伊斯兰教）。下图则展示了王府（北京·恒亲王府），佛寺（大同·善化寺）和清真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空间布局的相似性。

从左到右依次为：恒亲王府、善化寺和化觉巷清真寺

Source: 乾隆京师全图；营造学社；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的建筑艺术，张锦秋

而若是强调水平延展的建筑实体，除去小型城镇、城堡一些则诸如明清的贡院等建筑都算得上是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公共意义的「毯式建筑」。当然，古代建筑表现出的「毯式建筑」特性与其说是设计者刻意而为，不如说是顺应了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一种策略。另外，遍布中国城市的城中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偶然为之的「毯式建筑」理念的实践。

南京江南贡院，约 1913 年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尽头，1450 年，文艺复兴的第一代建筑师之一菲拉雷特（Filarete, 1400-1469) 应米兰斯福尔扎公爵邀请设计了米兰总医院（Ospedale Maggiore），平面由两个十字形组合成 9 个廊院。作为医院改革的标志性建筑物，米兰总医院融合了当时的医院、慈善机构、教堂和园林的建筑类型，形成了现代医院的风环境、流线和功能组织的雏形，并且作为向穷人开放的慈善医院，也产生了重要的公共价值。米兰总医院形成的空间模式和人文关怀经过文艺复兴的诸多建筑师的传递，影响了柯布西耶威尼斯医院的平面布局。

米兰总医院，Plans (drawings)

Source: 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米兰总医院，Plans (drawings)

Source: 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Carles Martí 在追溯「毯式建筑」的历史时，认为克罗地亚的戴克里先宫（Diocletian's Palace）的演变是一种典型的「毯式建筑」策略，得益于戴克里先宫设计之初将道路引入宫殿的考量，当中世纪空间和使用人群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时，这种转变进行得相当顺利。欧洲各地诸如此类的城市空间演变数不胜数。

戴克里先宫从宫殿到城市的转变

二十年后再回首

诚然，「毯式建筑」在 1974 年艾莉森文章发表后，很快就陷入了结构主义的困境中，并且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渐渐销声匿迹。然而，20世纪末众多明星建筑师在设计中或多或少的「毯式建筑」的影子提醒理论家一个这样的现实——「毯式建筑」的功能潜力远大于「毯式建筑」本身的形式，将「毯式建筑」视为一种「地形建筑」，在事实上矮化了「毯式建筑」的真正含义。这一认识也将「毯式建筑」从艾莉森提出的柏林自由大学的空间形式中解放出来，从单体建筑的设计手法转变成为一种空间巨集的建筑群操作策略。Timothy Hyde 指出的 Mat-building → Mat-buildings → Matted-buildings 的演变进程，概括了现当代「毯式建筑」策略从科学主义向经验转变的发展方向，避免了形式的强大控制。

90 年代后，诸如 SANNA、OMA、BIG 、Stan Allen 等明星设计事务所的作品都曾被当作是「毯式建筑」的新案例介绍，在很大程度上，当场地和容积率要求达到一定阈值后，建筑策略的确不可避免地向开放性、内部的连接以及功能组织的方向靠拢。因此，要判断究竟是否采用了「毯式建筑」的策略，就必须基于以下几个条件是否满足：1. 预留发展空间；2. 明确边界；3. 造价合理的非纪念碑。

从这个角度而言，SANNA 的劳力士中心等建筑，只是采用了满溢的平面形态，并没有太多预留改造的可能。而 OMA 和 Stan Allen 一些与景观相关的设计方案，不仅为场地植入了无限可能的功能组合，也利用景观本身预留了未来的建设用地。

拉维莱特公园竞赛, OMA, 1982

威尼斯双年展：垂直植物园, Stan Allen, 1978

Building v.s. Urbanism

「毯式建筑」的研究总会提及五个设计方案，并将其作为「毯式建筑」的核心概念的表现者。这五个方案分别是 1963 年法兰克福的城市中心重建、1967 年的柏林自由大学、1964 年的威尼斯新医院、1968 年科威特的老城「毯式建筑」设计以及 1970 年代的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其中真正实现的只有柏林自由大学和瓦伦西亚理工大学两个项目。

首先，所有的项目都基于一个标准网格。法兰克福项目的模数基于附近建筑的进深 36.47 米，柏林自由大学的模数则是一分钟的步行距离 65.63 米；威尼斯新医院则是从 2.96 米的病房单元出发组合空间，最终的模数为 60 米；科威特项目的模数是 20 米（4 * 5 米）；而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的模数是 36 米。

五个方案的网格、基本单元分析

必须承认的是，「毯式建筑」的定义受到其形式化名称的左右，太容易令人误解为某种具体的形式，而忽视了其内在的空间逻辑。而且，在这个概念之外，当代中国语境下，「毯式建筑」还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城市又是否需要采用「毯式建筑」的策略，这些都是值得建筑师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The Groundscraper 柏林自由大学

地点：柏林，德国

计划总面积：350000 sqm

计划占地面积：90000 sqm，410 m * 220 m

容积率：3.89

柏林自由大学始建于冷战伊始，原柏林大学的师生在柏林大学被划入东德后在美国资助下成立柏林自由大学（原东德学校改为柏林洪堡大学）。 Candilis-Josic-Woods 希望这所学校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容纳多种可能的活动和微妙联系，满足学生个体的各种生活和学习需求。几条网格状的主要的人行步道串联起各种功能和开放庭院，建筑地上基本不超过三层。

其建设经历了从 1967-2015 年之间的五个阶段，总体基本按照 1967 年制定的总体规划进行。作为「毯式建筑」最清晰也是最具野心的实践，它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问题：

过于庞大的建筑群和看似结构清晰的布局导致即便通过不同颜色对院系进行区分，师生依旧过于容易迷路 → 第五阶段的通透立面部分解决了昏暗室内带来的迷路感的问题；
60 年代建造的轻盈的立面模块生锈速度极快，模块之间的缝隙渗入大量雨水腐蚀内部结构 → 第二阶段就将材料改为铝板，之后也逐渐抛弃了模块化的建造方式；
加建后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 第三阶段的建筑与主体结构干脆只保留几个连接点；

柏林自由大学建造阶段

柏林自由大学设计分析

院系布置关系

连接上下两层的坡道

法兰克福、威尼斯和瓦伦西亚项目的功能组织

设计分析（2）

流线分析

第一阶段建造过程

高密度城市的「毯式建筑」策略

正如陈洁萍老师总结的一样，「毯式建筑」无论在当代还是在上世纪中叶，都是一种由不同建筑师独立发展的松散的建筑现象，它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和宣言，持续时间也过于短暂——短暂到连纸上建筑方案都相当有限。当然，与它几乎同时代，在日本出现的「新陈代谢派」部分地继承或共享了「毯式建筑」的理念，但也遗留下了更多的问题。陈老师的文章总结了以下几点问题。

「毯式建筑」是适应环境还是创造自我控制的完美环境？
「毯式建筑」追求灵活性，以减少硬件改变而期望延长建筑寿命，但增大的建筑表面和材料消耗抵消了通过减少能源传输节省下来的能耗
间隙空间系统保证了对大进深建筑空间的高效使用，但同时也加重了不均衡的通风处理等负担
「毯式建筑」试图创造完美的人行城市，但尺度的增加也降低了交通效率，需要通过自动扶梯和传送带来弥补

毯子上放什么？

「毯式建筑」的问题或许恰好是它没有解决毯上放什么的问题，在低密度的欧洲城市，「毯式建筑」的用武之地有限，而在高密度的亚洲城市，「毯式建筑」或许可以提供我们营造城市的新思路。深圳和香港都是著名的高密度城市。从数据来看，香港主城区的人口密度远大于深圳三区的人口密度，然而，从空间体验上来看，香港 20 米标高下极度丰富的人类活动或多或少掩盖了压抑的城市环境。

深圳香港人口基本数据对比

the City at Eye Level

以香港太古为例，得益于同一业主和规划支持的有利条件，太古得以将鰂魚涌到太古站之间近十幢写字楼在二层相连，形成了一条贯穿的公共楼层——在工作时间，这个流线事实上提供了一条环境品质高的写字楼使用人群的流线；除此之外，公园、住宅楼和商业综合体之间也存在一条二层的连接空间。这两个连接空间将巨大的街区编织成一张「巨毯」，「巨毯」之上是功能单一的写字楼、住宅，「巨毯」之中则容纳了大量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这不仅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也同时创造了非常多夹缝空间，例如二层平台公园、连桥的城市景观以及连桥下的快闪集市，同时，它也打破了街道路网对城市空间的消极分割。

鰂魚涌和太古站之间的连接层

小结

我大概是在两三年前做丽水的设计题目时才得知「毯式建筑」这一概念，不能否认的是，这是一种建筑师和权力媾和的思维产物——通过对大地景观彻底的否定而将人的活动叠置于场地之上，自然和偶发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或者说，躁乱的生活魅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设计的偶发。在极度茂盛的「毯式建筑」中，人类的造物能力被歌颂和放大，然而，在更多的阴暗角落，「毯式建筑」创造的是生活和自然的缺失空间。

或许，在富有生活的地方，建筑和城市的形式本身并不重要，生活的烟火气能创造出足够丰富的层次和孔隙——在这些孔隙之间，那些被限定的步伐迈不进去的地方，是照得到阳光的角落。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时刻思考这一问题，在中国最崭新也最驯服的城市生活的短短一个月，让我得以从过去碎片化的浪漫的中国城市体验中抽离出来，去客观地看待宝鸡、西安、北京那尘土飞扬但生动的城市空间。有多少可能，当我在绞尽脑汁去思索是什么样的空间造成了这种干瘪时，这种空间却并非尴尬现状的始作俑者，而是受害者之一？在不远的将来，当烟火气的地毯再次覆盖这片广袤的大陆时，我相信任何一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建筑都将被生活改造，轻柔地成为生活的毯式背景。建筑师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不要掉队。